香港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合规发展之路
香港特区政府对虚拟资产（Virtual Assets, VA）发展持开放态度，并致力于构建清晰的监管框架，旨在将香港打造为国际虚拟资产中心。自2023年6月1日起，香港正式实施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VASP）牌照制度，要求所有在香港运营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必须向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申请牌照。此制度旨在确保市场参与者遵循严格的反洗钱（AML）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CTF）规定，并要求平台实施客户资产隔离措施，例如至少98%的客户虚拟资产需存放于冷存储（离线钱包）。
香港证监会要求持牌平台须同时满足《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第1类（证券交易）和第7类（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受规管活动要求，以覆盖证券型代币和非证券型代币交易业务。此外，香港海关也负责监管虚拟资产的场外交易（OTC），并计划立法要求相关服务公司获得海关牌照。
主要持牌平台概览
截至2026年5月，香港已有13家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获得正式牌照，它们在严格的监管框架下运营，为合资格投资者提供服务。这些平台包括：
- OSL Digital Securities Limited (OSL Exchange)：于2020年12月15日获发牌，是香港首家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并于2024年4月19日成为首家获颁AMLO下“经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牌照的平台。
- Hash Blockchain Limited (HashKey Exchange)：于2022年11月9日获发牌，专注于机构级加密货币服务。
- Hong Kong Virtual Asset Exchange Limited (HKVAX)：于2024年10月3日获发牌。
- Hong Kong Digital Asset EX Limited (HKbitEX)：于2024年12月18日获发牌。
- Accumulus GBA Technology (Hongkong) Co., Limited (Accumulus)：于2024年12月18日获发牌。
- DFX Labs Company Limited (DFX Labs)：于2024年12月18日获发牌。
- EXIO Limited (EX.IO)：于2024年12月18日获发牌。
- Panthertrade (Hong Kong) Limited (PantherTrade)：于2025年1月27日获发牌。
- YAX (Hong Kong) Limited (YAX)：于2025年1月27日获发牌。
- Bullish HK Markets Limited (Bullish)：于2025年2月18日获发牌。
- Hong Kong BGE Limited (BGE)：于2025年6月17日获发牌。
- Victory Fintech Company Limited (VDX)：于2026年2月13日获发牌。
- NewBX Limited (Bixin.com)：于2026年5月18日获发牌。
除了牌照制度，香港在2024年4月还批准了亚洲首批比特币及以太坊现货ETF上市，并支持实物申赎，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虚拟资产枢纽的地位。截至2025年，12家持牌平台的交易额已超过6,400亿港元。
中国大陆虚拟货币监管政策：全面禁止与风险防范
与香港的开放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大陆自2021年9月起全面禁止虚拟货币交易和相关服务。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任何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均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此禁令不仅涵盖境内虚拟货币交易，也包括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
2026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42号文”），虽然废止了2021年的237号文，但总体延续了“风险优先、原则禁止”的监管思路。42号文新增要求，未经批准，境内主体及其控制的境外主体不得在境外发行虚拟货币。同时，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持续受到整治，全面梳理排查并关停存量项目，严禁新增项目。
尽管中国证监会于2026年2月6日配套发布了《关于境内资产境外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代币的监管指引》（“1号令”），有条件地放开境外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业务，但这仅限于境外发行，且对适格参与方范围有限，境内虚拟货币活动仍全面禁止。中国大陆监管部门认为，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滋生赌博、非法集资、诈骗、传销、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对社会稳定和金融风险构成威胁。
香港与中国大陆政策对比
香港与中国大陆在虚拟资产监管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香港致力于在严格的监管框架下，拥抱虚拟资产创新，吸引全球Web3企业和投资者，通过牌照制度、ETF产品等构建合规市场。而中国大陆则坚持全面禁止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金融活动，将重心放在防范金融风险和社会稳定上，仅在特定、受控的境外RWA发行领域有所探索。这种差异化政策反映了两地在金融开放度、风险偏好和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不同考量。
